【夢的故事】第八章 紅旗廠 (上)

 

元旦第二天接到公社通知,派我們五人到區紅旗廠學技術,賈慶章書記勉勵我們要認真學習,學好回來自辦農機廠,雲雲。我們五人是:田明祺、張憲華、李沂睿(我)、羅維全、梁正貴。張憲華住廟壩大隊,與梁正貴同齡小學同班。田明祺和羅維全住星台大隊,其中田明祺年齡最大,已婚,公社叫他領隊。

一九六零年,農村已經每人每天吃二兩毛糧(黃穀或玉米)了,為什麽上麵還要強調“自辦農機廠”?行文至此,我不能不首先掉過筆頭真誠地感謝我國最偉大的二位國家領導人,即毛澤東和彭德懷。是他們在廬山會議的爭論,才使我(們)幸運地來到紅旗廠當學徒,並且學的是鑄工,每月糧食定量四十二斤,節約二斤,實吃四十斤,這後一個幸運更是我沒有想到的。

一九七八年為彭總平反後,我終於從一些文章裏知道了廬山會議的始末。五九年廬山會議開初是打算糾“左”,各大區的領導準備的也是糾“左”方麵的材料,後來由於彭老總那封信,會議進程才變為“反右傾”。自然,各大區領導回去是按“既定方針”辦,高爐該冒煙的還得冒煙,計劃為農村公社培訓農機人員還得進行。所以,我們學員的“幸運”,是與二位國家領導人的爭論分不開的。雖然現在爭論已成為曆史,孰是孰非早有定論,但是他們都是為了國家的繁榮,為了國家的強大,這一點是應該肯定的。

言歸正傳,當我們五人來到紅旗廠報到時,才知全區所有的公社都派有人員來學習,其中興隆公社的人最多,有十二名,還有不少女生。其他公社與我們差不多,五至七名不等。因為各個工種至少要安排一名學徒,所以每個公社至少要派五名學徒。

紅旗廠坐落在萬盛孝子河西岸的三元橋旁,與區委、區府駐地隔河相望,湘渝公路從廠門前通過,交通很方便。

廠辦公室是兩間簡陋的平房,每間大約十幾平米,一間是廠長、書記辦公室,一間是我們報到的總務室。為我們辦理登記的是張幹事,辦公室裏另一位要年輕些,也是戴一付眼鏡,後來見他經常拿卷圖紙跑車間,想必是搞技術的。張幹事瘦高個,背不很直,分頭,戴一付深度近視眼鏡,說話不時用手推眼鏡框,瘦削的臉上沒有胡須,年齡大概三十多歲。他問我們帶錢沒有,先到夥食團把飯票買了。田明祺馬上說沒帶,他就寫張條子,叫夥食團長先把飯票給我們。我問在哪裏上班,他說暫時到鉗工車間。因為其他公社的學徒還在外麵候著,我們隻得走出辦公室。

第一天上班,田明祺就說:“我們幾個最好都學鉗工,今後鉗工的用處要多得多。”他這個話,經後來的事實證實,自然是幼稚無知。但是從昨天早上接到通知,到今天早上開始上班,其反差確實太大了。人們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,不知道為什麽要來學習,不知道學來有什麽用處,不知道該學些什麽工種。是的,不錯,領導是講了“學好回來自辦農機廠”,但是廠房八字不見兩撇,機器設備一點影子也沒有,家裏人每天正吃二兩毛糧(黃穀或玉米),這些,不都反證了領導的話又靠不住麽?是的,我們享受了優惠,這個月每人帶了十二斤黃穀,即每人每天已有四兩糧,今早晨每人還吃了一兩糧的稀飯。但是,工人師傅們卻又吃饅頭又吃稀飯,這不是眼饞人麽?所以有田明祺前麵的發話,及我們的言聽計從。

鉗工車間廠房大概有排球場那麽寬,個半排球場地那麽長,裏麵安裝了好幾台“土機器”和“洋機器”(即本廠自行設計製造的機器和正規機器廠製造的機器),也擺了好幾張鉗桌,至少有四五十人在屋裏工作。廠房兩頭都沒有山牆(前後也隻有米來高的平牆),兩頭都砌有鼓風爐,一頭在加熱長條形的鋼皮,鋼皮燒紅後挾出來擱在模具上用鐵錘打卷邊,使之成為凹槽型,然後(又需加熱)在圓盤碾壓機上碾壓成架子車輪外轂;一頭在加熱洋鏟鋼皮,鋼皮燒紅後挾出來壓成洋鏟,洋鏟把則用鎯頭敲攏。車間裏還有幾台電焊機,有的在焊接架子車輪外轂;有的將外轂內轂擺放好,當中再焊上輻條。這樣,車輪就成形了,隻須在外轂凹槽內安上膠皮,就稱為膠皮車輪。車間裏還生產一種充氣輪胎的架子車輪。這種車輪的輻條不用焊接,就像自行車輪那樣上鋼絲,當然氣輪車的鋼絲要比自行車的鋼絲粗得多,車間裏專門有一台“洋機器”在生產這種鋼絲。

我到車間上第一天班,就是用鎯頭敲直輻條,是配合一位師傅作的輔助活。輻條是用十二毫米的鋼筋切斷而成,是在一台衝床上完成。衝床上安有刀口,用腳一踩,刀口就壓下。我見衝床上有很多油杯,就將油杯擰緊後退下來抹黃油。師傅感到驚奇,也許他會這樣想:怎麽第一天上班你就知道這些動工前的程序。其實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,因為水輪機上也有兩個油杯,爸爸就告訴我它的名稱及用途。即擰緊油杯就是將黃油壓入轉動軸,使軸不至於幹轉磨損;抹黃油要將油壓實,不能讓裏麵有空氣,雲雲。

確切點說,所謂鉗工車間,並不是那種專門搞裝配機器的鉗工車間。它還沒有鄰近的車工車間、鍛工車間那樣規範。尤其是車工車間裏麵車床安裝得井然有序,閑雜人等根本就不允許進去。興隆公社的幾個女生在車工車間。怎麽她們會想到學車工?於是,我心裏也想學車工了,畢竟弄機器要時髦的多。

爸爸做電台的時 買了一台小型車床,有關車工的書籍我也曾看到過。星期天回家,我就把那本《車工工藝》帶來閱讀,想跟廠裏說我想學車工。那是一本老掉牙的書,車間的傳動係統還有天軸,一個車間隻有一個總動力源。不過,切削方法、磨車刀須要用什麽角度、如何進刀,這些與現代書籍相差無幾。

然而,星期一上班,張幹事就把我們五人叫到辦公室,問我們公社學員到齊沒有,說學員應該分工種學習,其他公社都已分好。我們都不說話,張幹事又說學員必須分工種,不然今後回去有的工作沒人幹,並強調必須分二人去學翻砂。當時我不懂什麽是翻砂,以為就是打鐵,插話說鐵匠我們公社有,張幹事笑了,說翻砂不是鐵匠,鐵匠稱為鍛工,翻砂稱為鑄工,並說鍛工、電工都不考慮,但鑄工必須學。當時我們幾個都不知道什麽是翻砂、為什麽要學習翻砂、翻砂工到底有什麽用。後來學了理論才知道:鑄造是機器之母,沒有鑄造業,就沒有機器製造業。張幹事看出我們都不願意去學翻砂,就說:“你們看這樣好不好,拈鬮?”我們隻得同意。於是他就寫了五張紙條,揉成團讓我們拈。結果我和張憲華拈了鑄工,田明祺和羅維全拈了鉗工,梁正貴拈了車工。

我心裏很不樂意,也不知道這個翻砂是怎樣翻,直到後來上課學習,才明白翻砂的重要。值得慶幸的是:分工種完畢,廠裏就把我們的補差糧辦下來。鑄工吃四十二斤,鉗工吃三十八斤,車工吃三十五斤。

翻砂車間麵對車工車間山牆成丁字形格局,當中大約相隔七米,進出的運焦、運鐵卡車可交錯通行。整個車間正房大概有排球場地的麵積,後麵加蓋的草棚卻要大許多,熔化有色金屬的鼓風機也砌在草棚裏。衝天爐則建在廠房的山牆外(靠鍛工車間麵),專門有三名爐前工管理。車間主任叫張成煜,四十多歲,外省口音,光頭瘦臉,眼睛不大,眉毛淡淡的,性格卻相當古怪,動輒就瞪著眼哇啦哇啦訓人,整個車間的人都怕他。

我們的任務就是澆鑄爐橋,分白夜班,現造砂型現澆鑄,每架爐橋不少於五十公斤重,每個班的任務是澆鑄三噸鐵水。鐵水從衝天爐裏放出來,流到糊有耐高溫材料的鐵皮包子裏,鐵皮包子外麵的圓環穿有兩根長鐵棍,一包鐵水須六人用手抬,人們手握鐵棍兩端抬起包子澆鑄。抬鐵水的原則是:不管發生任何意外,哪怕鐵水濺到衣裳上燒著了,台鐵水的人都不能丟下鐵水包撲滅火或跑開。包子裏的鐵水表麵有渣滓,澆鑄時必須用長扁鐵鉤(又叫水金鉤)將渣滓逼開。車間主任拿了水金鉤一麵逼渣滓一麵指揮澆鑄。粉紅色的鐵水通過澆口緩慢流進鑄鐵砂箱中的砂模,然後再從對麵冒口冒出,這件鑄件就算澆鑄完成。雖然我從沒有見過這種工藝,但看來卻並不複雜。於是我想:原來這就是翻砂!這種工作也不難學。車間主任是幹什麽的?每天拿個鐵鉤就那麽指手畫腳!他又有什麽本事?後來,澆鑄爐橋任務完成開始鑄造機器零部件,我才知道鑄工與其他工種一樣,有些活兒對技術要求是相當高。譬如,鑄造內燃機氣缸。整個翻砂車間幾十個人,就隻有車間主任張成煜才是師傅。

張誠煜是六級鑄工,全車間數他工資最高。其次是爐前工曹師傅,曹師傅四十多歲,留有小胡子,本區人,四級爐前工。其他徒工三十幾元的也有,二十幾元的也有,剛進廠的幾名學徒,月工資是十五元。

張誠煜不知是哪省人,也許是抗戰時期來到重慶。平常不管開什麽學習會,他從不發言、從不讀報紙文件,我猜他沒有多少文化。但是,他與相知的幾名徒工談起技術,卻講的頭頭是道。他說:“過去我們跑馬頭,老板隻把圖紙交給你,其他什麽也不管。你得自己設計木模、自己設計砂箱、自己指揮澆鑄,老板隻看成品……”

平常他臉上很少有笑臉,但笑起來眼睛一眯起,還是很和善。一次認購修建市中區至楊家坪電車道的國債券,人們才把他逗笑了。當時那種債券的利息高,認購與否卻並無強迫命令。人們認購後還有不少餘數,曹師傅就叫他把餘數全認購了。曹師傅說:“你存恁個多錢來做啥子嘛!又買不到東西,未必還要牽個羊子來殺!”張師母是四川人,姓楊,她有時也來車間,那幾位年長的爐工、雜工就愛跟她開玩笑,叫她“羊子”。張師傅開始沒有聽懂,後來才明白,就笑著王八羔子罵開了。其實張師傅家庭並不算富裕,家裏幾乎沒什麽家具,老婆孩子的穿著與農村人相差無幾。倒是車工、汽修車間主任和廠長在節日裏還穿一套西服,他則永遠是那套黑呢中山裝。

我們農中學徒自然不會有工資,但是我們卻鑽了個空子,即將公社每月支付給我們的十二元夥食費截留歸己了。我們每月的糧食是公社直屬單位定量標準,即十二斤黃穀。把黃穀背到桃子氹糧站換成糧單,然後交廠夥食團長,夥食團長根據我們所學工種上報區糧食局辦理補差糧。第一天報到田明祺就耍了個心眼,說公社沒有拿夥食費。張幹事也就相信了,寫個便條叫夥食團長先把飯票給我們。開初,我們還以為隻有我們才會耍小聰明,後來一問其他公社學徒,原來大家都沒有繳夥食費。三個月後,張幹事又把我們叫了去,說廠裏已經給我們墊付了三個月夥食費,叫我們馬上要錢來歸還,並且還寫了催款通知叫我們帶回。我們當然沒有那麽傻,我們有田明祺出主意。休息回廠田明祺就撒謊說,公社說了,眼下青黃不接沒得錢,秋收後派會計來一次結清,雲雲。至此,張幹事再沒有問過我們夥食費,而飯票則是按月發給,一直發到十二月底。

時至今日我還有些不解:幾十名學徒的夥食費不是小數,按說,廠領導、公社領導不可能不碰頭,學徒集體截留夥食費之事不可能不反映到區領導那裏。那麽,為什麽上麵沒有采取任何措施,或製止、或追款、或調換學徒?我的推測隻有一個:那就是誰也不願承擔培訓學徒流產的風險。俗話說:請神容易送神難。就像後來的“赤腳醫生”培訓;“簡易師範生”培訓;貧下中農進住鄉衛生院、鄉小學、供銷社,等等。至今還在上訪的,大有人在。況且,截留夥食費是集體行為,不管你采取什麽措施,勢必都要引起爭端。但是,誰來埋單呢?紅旗廠隻能自認倒黴了。

須要表白的是,我們的截留事實上帶有取之予之的色彩。以鑄工車間為例:造型時型砂上要紮很多氣孔,澆鑄時部分氣孔灌滿鐵水變成鑄鐵針,這些鐵針隱匿在型砂裏,要紮到腳才知道踩在鐵釘上了。按規定,鑄工須穿厚底皮鞋上班。再有,鑄工車間幾乎是隔一天就要開爐。所謂“開爐”,就是把鑄鐵擱在衝天爐裏熔化成鐵水進行澆鑄。大廠裏鑄工是分的很細的:爐前工、造型工、澆鑄工、除砂工,各做各的活兒。但是象紅旗廠這樣的小廠,鑄造的所有工作都是同一批人在做,即白班造一天型,夜班就開爐澆鑄;第二天白班清理鑄件、除砂、篩砂造型,夜班又接著造型,第三天白班又開始澆鑄。就這樣,以此類推翻班做。所以,學徒是什麽活計也得做(這也是優點,學的本事齊全)。而隻要是澆鑄,鐵水就難免四濺,所以燒壞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。我們不是正式工人,除手套外不能享受其他勞保用品,但是我們卻與正式工人幹相同的活兒。一次澆鑄抬鐵水,我一腳踩去鐵釘就紮在右腳前掌上了。我咬緊牙忍著痛把重心移向腳後跟,待工友換下我才拔出球鞋上的鐵釘。所以,我們截留的夥食費一部分是買衣服、鞋子穿了。

工作方麵來說,我們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。因為都想學好本領回去當師傅,至少我本人的心態是如此。開初,我雖然對學鑄工心裏有抵觸,但是知道這個工種的重要性和技術難度後,就盡心盡力地學習了。我的性格就是如此:不難的技能不感興趣,越是難的技能我越想掌握它。與其他工友不同的是,我們是具備一定文化知識的學徒,並且廠裏安排了老師為我們上理論課,所以不管學什麽技術都領會的快。

教我們鑄造理論和工藝知識的老師是大師兄何聲瑞。何聲瑞二十四、五歲,一雙精明的眼睛,中等個,瘦臉瘦身材,臂力卻相當不錯,抬鐵水盡是抬主位。他是共青團員,車間獨當一麵的工長,也是車間文化程度最高的技工。據我推測,他的知識主要來源是書本而不是張師傅的傳授。我曾經在新華書店翻看過《鑄工工藝學》,他講的理論知識大多源於此書,隻是講到一些具體手工操作,才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表述。譬如,他講到識圖,說:“圖紙都是用比例、尺寸、符號表示,不能用文字表述,所以識字不多的工人也能看懂。”

當時,鑄工車間遇到的最大難題,就是澆鑄出來的鑄件太硬,加工車間車不動、刨不動。鑄造就是從事機器零部件毛坯生產,鑄件必須經過切削加工才能裝配成機器。鑄件無法切削加工,也就是毛坯產品不合格。當時,我們車間的產品不合格不是車間的技術原因,而是原材料的原因。

鑄鐵分兩種,即灰口鑄鐵和白口鑄鐵,是以鑄鐵打斷後的斷口呈灰色或白色來區分。白口鐵因磷、硫含量高,並且不含石墨,性硬而脆,難於切削加工,隻能鑄造如:爐橋、犁鏵、鋼磨磨片、鑄鐵水管等不需要加工的產品。灰口鐵含石墨,具有優良的鑄造、切削加工、消振性能,是鑄造鑄鐵機器零部件的唯一原材料。當然,廠裏的采購員不會那麽傻,連白口鐵、灰口鐵都分不清。問題是當時無法購買到質優的灰口鐵,隻能購到質次的斷口呈淺灰色的灰口鐵。這種灰口鐵在衝天爐裏一熔化,澆鑄出的產品就切削不動了。

出現這樣的結果,是因為灰口鐵和白口鐵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換。也就是說,灰口能變白口,白口亦能變灰口,關鍵看條件。譬如,我們車間的衝天爐,它又叫化鐵爐,這種爐一般使用鼓風機吹冷風,如果焦炭好,灰口鐵質好,澆鑄出的產品自然合格;反之,如焦炭含硫量高,鐵質差,熔化的過程也就是灰口轉變為白口的過程。

這裏不得不談焦炭,因為焦炭也要分兩種:從礦井采掘出來的煤,直接煉成的焦,稱為毛焦。這種毛焦煉出的鐵,一般含硫都高,隻能供煉鋼用。煤經過洗選,煉成的焦叫洗焦,洗選的目的,就是要除去煤中對煉鐵有害的物質,如硫、磷。所謂煉焦,就是將煤置於幹鎦爐(煉焦爐)中,在隔絕空氣的條件下加熱到一千攝氏度左右,經熱分解得焦炭、高溫煤焦油、焦爐煤氣、粗苯和氨等產物。那時,在焦炭需求量極大的情況下,聰明的工人師傅發明了不用幹鎦爐,而用燒木炭的辦法同樣獲得了焦炭,隻不過其他“廢物”全都舍棄罷了。既然社會對焦炭的需求那麽大,所謂洗選,也隻能是粗選一下,所以生產出的焦炭一般含硫量都偏高。

何聲瑞授課時講,鑄鐵的性質是每熔化一次品質就降低一些。這是事實,因為焦炭中含硫。如果用杠炭(純青杠樹燒的炭。據曹師傅講,此地區早年的鑄鐵鍋廠曾用過)或電爐熔化,又當別論。因此,車間鑄件太硬的原因就是鐵質差,焦炭含硫量高所致。但是有人卻向廠裏建議,叫鑄工車間砌個“反射爐”來減低鑄件硬度。張師傅無計可施,隻得安排人在草棚旁砌了個“反射爐”,將幾個月來澆鑄的不合格的工虎鉗、母虎鉗、架子車輪內轂等鑄件堆放到“反射爐”裏加焦炭升溫燒紅,然後熄火封爐讓其緩慢冷卻。然而,幾天後取出加工,鑄件任然車不動、刨不動。

於是車間召開了研討會,發動群策群力,人人開動腦筋想辦法。因為,鑄工車間產品不合格,意味著其他車間將無事可做。這不是一個車間的小事,而是全廠的大事。曹師傅發言,說:“啥子東西‘反射爐’喲,我跟它取的名字就是退火爐。說好聽點,是上合理化建議。說不好聽點,是婆娘兒女要吃飯。鑄件又不是鍛件,能夠退火麽?我看他騷莖都沒有摸到就想騸馬!我的要求是車間派人去買好鐵、好焦炭……”

因為張幹事也參加了車間的會,曹師傅這通牢騷顯然是針對廠領導而發。問題是光發牢騷不能解決問題。我區近鄰的幾個鐵廠,包括本區的建設鐵廠,都是用“土高爐”生產生鐵,就是派你曹師傅親自去購買,未必就能買到好鐵?

於是,又有人想到重鋼。當時,像紅旗廠這樣的小廠,如果離重鋼這樣的大廠近,是可以搞協作的,即用白口鐵換重鋼的灰口鐵。因為重鋼反正是煉鋼,不在乎白口、灰口。然而紅旗廠離重鋼那麽遠,豆腐也要盤成肉價錢,這個建議很快被人們否決。

接下來又是其他人發言,不是離題太遠,就是提不出具體解決方案。張幹事為了鼓動大家,就說:“不管是誰,隻要能有辦法解決白口變灰口,是農村學徒的,廠裏馬上辦理留用、轉正;是本廠職工的,廠裏馬上提升為八級工!”張幹事是全廠知名的“張眼鏡”,有人當麵叫他這個綽號他從不惱。他同我們學徒及部分職工同住工程公司的空房,因為離廠有點遠,每天早晨他都站在門口大喊一聲:“起床咯!六點鍾咯!”一月份的天氣,六點鍾天還沒有亮,虧他這一聲喊我們才從夢中驚醒。他的話能有幾分當真?現在已無從考查。然而,此時的曹師傅沒有了剛才的怨氣,待張幹事的話音一完,就微笑著顯得不好意思的說:“隻要廠裏幫我弄得到錳鐵,我保證辦得到。”幾位大師兄的臉上顯出了笑容。我正想:既然你早有解決辦法,為什麽不早提出來?隻見張師傅睨視了他一眼,說:“你這個話當沒有說!弄得到錳鐵,早弄來了!”從而我知道了錳鐵可以除硫,也知道了錳鐵不好購買。

何聲瑞的辦法是早就提出的,就是改冷風為熱風,用提高爐溫的辦法脫硫。從理論上講,這樣的辦法是可行的。其作法是:專門砌一間熱風管道加熱爐,將彎成S形的管道固定於爐內,加燃料將S形管燒紅,鼓風機的風通過高溫管道出來即為熱風了。缺點是:衝天爐爐頂廢氣不能象正規高爐那樣導回利用(當時的“土高爐”都沒有這種裝置),加熱爐主要靠另加燃料加熱管道,從而使化鐵成本提高;衝天爐又名“三節爐”,整個爐身是由三節鋼桶組成,內壁襯十幾厘米厚耐火磚,可隨時吊裝拆卸修補;如改冷風為熱風,就要在爐旁另建一間十幾平米的熱風管道加熱爐。但是鑄工車間隻有一個衝天爐,每天都在生產鑄鐵水管,即每隔一天就要開一回爐。何聲瑞當然了解這些情況,所以他的建議是另找場地新建一座“土高爐”式的化鐵爐改吹熱風。他講的這種“土高爐”就是用50—60厘米厚的白泡石直接砌爐身,每砌一層外麵加一道鐵箍,直到砌夠爐身需要高度,就是一座簡易化鐵爐了。但是,這種簡易化鐵爐不能拆卸修補重複使用,隻要一停火,出鐵口出渣口及內壁都會被鐵渣凝固,修補起來相當難(也可以修補)。因為人又進不去,手又夠不著。另外,送風口也隻能采用補鍋匠爐似的單風口送風,如像衝天爐那樣四麵八方同時向爐內送排風,當時的紅旗廠根本無法辦到,因為排風係統必須配置冷卻係統裝置。

何聲瑞曾經帶領我們搞過幾次技術革新,但都以失敗告終:車間生產水管,因設備簡陋,隻能水平澆鑄。水管的砂芯是鋼管纏上稻草繩用型砂做成,澆鑄時為避免鐵水浮力將其頂彎,張師傅設計在水管中部安一枚螺紋短鐵釘將砂芯頂住,水管澆鑄出來鐵釘就留在管筒上了。這種方法澆鑄前鐵釘必須預熱,否則鐵水遇到冷鐵就要爆炸,並且鉗工車間得專門製造這種釘。何聲瑞想省去這枚鐵釘,就設計采用離心鑄造,用一台電動機帶動砂模箱旋轉,水管倒是鑄造出來了,但是費時又費工。紅旗廠不是專門鑄造水管的工廠,不可能投資製造很多模具供澆鑄,離心鑄造隻得終止。何聲瑞又設計搞水管一模多澆,就是采用粘土做鍋模的方法,用粘土做水管模,並請來鐵鍋廠的師傅指導澆鑄。因鐵鍋模是半球形,澆鑄一完鍋還是紅的就翻模取鍋再澆鑄。水管是整圓筒,澆鑄完翻模取水管上下模都扯壞,又要補模又要安放砂芯,還不如做砂模簡便。

張師傅洞察一切,不發表任何意見。他心裏思考的什麽,我們作徒工的不得而知。

一次,車間接到澆鑄幾台多級水泵的任務,這種水泵是礦井用的,結構相當複雜,鑄件必須用幹模(用型砂造好模後烘幹)澆鑄,砂芯也要用桐油和幹型砂做油砂芯,並且,按分型麵要求必須用四個砂箱重疊造型。按說,這樣複雜的鑄件造型,張師傅要挑技術好的徒工打下手看他示範,目的自然是讓其實踐這類複雜鑄件造型工藝,好讓徒工獨立操作。以往接到類似複雜工藝鑄件,他都是叫上何聲瑞。但是這次他卻叫老實敦厚、開會從不發言的田信築。像紅旗廠這樣的小廠,這種技術難度高的活計是很難遇到的。連我這個農村學徒都看出個中奧妙,這有點像那些影視中的武林人物傳授秘籍或看家本領,“離經叛道”的弟子是得不到傳授的。然而,後來的事實是,田信築自造的模,其中一個因砂粒沒有清掃幹淨,關鍵部位鑄出來有缺口而報廢。

鑒於以上緣故,張師傅對何聲瑞的建議不置可否,也不開腔,廠領導拿他沒轍。畢竟那個時代政治壓力太大,假如事情放在今天,也許張師傅會說:我是搞鑄造的,又不是搞冶煉。你打米來,我拿米下鍋;你打包穀沙沙來,我拿包穀沙沙下鍋。但是,白口變灰口的問題必須解決,這是全廠職工關注的大事,也是整個廠賴以生存的大事。此時,廠裏又湧進許多學徒和員工,來鑄工車間的就有石萬斌夫婦和幾名學徒。石萬斌原是白泡石廠黨委書記,退伍軍人(正連級),三十多歲,身材高大,劍眉大眼,膚色黑中透紅。由於各地的“土高爐”奉命熄火,白泡石廠隻得縮小生產規模,農村戶口的員工全部遣回農村,廠領導這一層麵的幹部就向其他單位分流。石萬斌來鑄工車間,自然是任車間黨小組組長,車間主任沉默,他卻拍胸臨難不懼。於是,廠裏就決定在鉗工車間前麵辟塊空地建爐一試。石萬斌是劉三娘堂弟,南桐公社四楞碑人,一九六二年“壓縮”,終於回農村。

這項基建工程自然是何聲瑞唱主角,我們這些非熟練工被安排了打雜,因為車間還得生產,澆鑄水管任務還相當繁重。其實,建一座這樣的新爐也並不費時。後來的事實證明,不到四天時間,包括熱風爐就都砌好了。因為白泡石廠就在浸水埡,離紅旗廠不到一公裏,廠裏什麽型號的白泡石磚應有盡有;抹縫隙也不用水泥、石灰,隻須黃泥漿和白泡砂就行了,因為隻有這樣的砂漿才耐高溫。到是爐子砌好後,烘爐的時間還要長些,因為爐子必須烘幹透才能開爐化鐵。

當然,廠裏也早作了準備,我們一動工就領來帆布搭了個大棚堆放型砂,因為一開爐就要造型澆鑄。另外,廠裏還專門到煤礦借來一台羅茨式鼓風機,這種鼓風機的風壓高,可以降低S形管道對風壓的損耗。

何聲瑞自知責任重大,動工建爐的當晚就把鋪蓋抱到工棚裏,以便和上夜班的鉗工商討熱風管道的安裝。據他後來講,他已把自己推到浪尖上,他別無選擇,隻能成功,不能失敗。然而,緊張的工作並不能遏製人們的磕碰。從中也可以窺見一部分人的心態,不妨敘述如下。

紅旗廠成立於一九五八年,其職工組合是:外地支援一部分,街道鐵業合作社成員湊一部分。譬如,廠長就是借調建設機床廠銑工車間主任來任職。街道這部分職工自然技能要差些,且大多連機床都沒有見過;有的年齡也偏大,不管學什麽技能也為時已晚。我們車間的餘大姐就是這樣的職工:抬鐵水、抬鑄件她很吃力;造型她又蹲不了多久;隻能做些清除鑄件砂子、做砂芯、篩型砂這類的輔助活。好在她很勤快,能見事做事,也從不偷懶耍滑。張師傅有時見有簡單模具,也叫她學造型。造型工的第一要素是隻能蹲下不能坐,這是學造型要練的第一道基本功。每個造型工都發有一個小工具箱,餘大姐有時就愛挪過工具箱來坐著造型。如果是其他學徒,張師傅看見就要訓你一頓,但對她則例外。她那個腰單是蹲著就很吃力了,何必還要訓人家呢?她抱的信條是,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對廠忠心耿耿的。她見不得那些小青年在工作上出錯,別人出錯她批評起來總是喋喋不休,但最終結果卻沒有多大回事。她還有個毛病是做了來問,被問的人有時是哭笑不得:你作都作了,材料、時間都浪費了,還問什麽?所以,好多人都不願意同她共事。

這次建爐,她也被安排來打雜,平心而言,她作工作是很認真負責的。但是她老毛病又犯了,作了件以他的資曆不該作的錯事。何聲瑞覺得很惱火,就批評了她。殊不知,她卻不依不饒,哭訴起來。時至今日,我已記不起她作錯的是什麽事,何聲瑞批評的是什麽話。她哭訴的原話我也回憶不起,隻記得大概意思是:何聲瑞是地主子女,沒有資格批評她;何聲瑞這個積極分子是假積極。何聲瑞隻好走開,旁邊的工友也勸她,但是她仍然不依不饒。石萬斌發火了,大聲嗬斥道:“誰說的地主子女就不能批評人!戰場上地主子女照樣扛槍打美帝!做錯了事你還要無理取鬧!再鬧!我立刻叫你停工反省!”餘大姐不敢開腔了。

平時何聲瑞帶班,除了派工、指揮生產,是很少批評人的。餘大姐如果在何聲瑞的班,也是維護工長而指責別人。當時社會上還沒有提“講階級鬥爭”,所以我的感覺是莫名其妙。

出第一爐鐵的時候,人們的心幾乎都揪緊了,人們臉上的表情顯露了這種心情。然而,後來的事實證明,這些顧慮完全多餘。因為整個化鐵過程完全是用好焦好鐵從新冶煉,既然付出了辛勞、付出了高昂代價,所以回報還是有的。當何聲瑞敲斷試澆的三根樣品鐵,人們不約而同地驚呼:“灰口鐵!”

我羅裏羅嗦敘述這些,目的隻有一個。即我沒有白嚼廠裏的幹飯,沒有辜負公社領導對我的期望,如果公社辦起農機廠,叫我籌辦一個簡單的鑄造場所,我是勝任的。